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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与文学是什么关系?听听贾樟柯、戴锦华等人怎么说

2022-08-30 22:26:47 3363

摘要: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文学是一门古老的艺术,电影的诞生不过百余年。当文学经典被搬上大银幕,文学为电影铺就了文化的底色,声光电则为经典注入了新颖的活力。文学用文字触碰人性与灵魂,滋养影视;影视用银幕呈现百态社会,道出喧嚣与静默,反哺文学。8月22...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文学是一门古老的艺术,电影的诞生不过百余年。当文学经典被搬上大银幕,文学为电影铺就了文化的底色,声光电则为经典注入了新颖的活力。文学用文字触碰人性与灵魂,滋养影视;影视用银幕呈现百态社会,道出喧嚣与静默,反哺文学。

8月22日,为了进一步推广经典阅读,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了一场主题为“文学与电影:说不尽的网格本”的网络直播活动。在知名主持人陈鲁豫的主持下,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资深影评人戴锦华,导演贾樟柯,小说家麦家,北大法语系教授、“米兰·昆德拉的中国弟子”董强,围绕文学和电影,展开了四小时深度对谈,以电影为切入点对世界名著进行解读。

戴锦华:越优秀的文学越难改编出优秀的电影

2022年是戴锦华在高校执教的第40个年头,也是她作为电影研究者、电影行业的参与者和亲历者的第40年。戴锦华提到一个观点:越优秀的文学作品越难改编出优秀的电影作品:“比如《老人与海》,不是说它伟大得不可改编,而是它的特征,它的所有成就、所有迷人之处都在你的文字和想象之间相互左右,它是很难被视听化的。”她认为,经典之所以变得伟大是因为在几百年当中它们被不断被阐释,而“二十世纪对于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成为我们重新阐释的方式……每个新的电影版本会叠在文学的原著上”。而作家和艺术家尤其是、而且必须是时代的“儿子”“女儿”,他们被时代诞生,同时被时代选中,来作为报信人,来作为言说者,来作为记录、批判的人。她在时隔十几年后重读被多次翻拍的《安娜·卡列宁娜》原著,发现托尔斯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十世纪亚洲的思想者,甚至影响了二十世纪亚洲现代化道路的选择。

戴锦华

当陈鲁豫问及今天的我们如何阅读经典名著,戴锦华说到:“我的建议,或者我一生受益的方式就是,不要把经典当经典读,读小说是一个快乐的、休闲的、享有收获的时间……不论它被赋予多么伟大的名声,你就以寻找快乐、寻找认同、寻找理解,或者逃进另外一个地方去,或者扩大你的生命、扩大你的人生方式去读……作为一个当代人,作为一个未来的大时代的介入者,文学、艺术、电影是生命的馈赠,如果不去拿到它、接受它,是每一个生命的损失。这是在我的角度,我自己走到生命倒计时时候愿意跟大家分享的真实的生命经验。这里不包含矫情,不包含傲慢,不包含偏见,只是我一生受益于此。”

贾樟柯:文学与电影中都有一种有趣的存在——“翻译体”

因为眼睛刚做完手术还不能接触太多光照,导演贾樟柯戴着墨镜加入这次对谈。他分享早期阅读经典名著的受益:“我的最近两部电影都是比较长的时间跨度、比较多的人物,怎么把那么长的时间结构起来,那么多的人穿插起来,某种程度上会受到过去那些大部头作品的影响……无论是乡愁还是复仇,从高中时候的阅读开始回过头来影响我。”

贾樟柯

对于文学与电影的关系,贾樟柯认为:“我觉得文学非常重要,包括我们今天谈的经典外国文学,它的重要不在于我们直接把它作为改编的素材,由《悲惨世界》产生《悲惨世界》,由《红与黑》产生《红与黑》,不是这样的。文学思维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艺术门类进入创作之前的一个思维方法……这种经典文学带给你的一种要求和视野,它会影响到你的电影思维、你的视听思维。包括我们对人性或者对社会、对社会的关注、对社会新出现的问题的敏感度。”

作为一位文学功底深厚的电影导演,他谈到文学与电影中都有一种有趣的存在——翻译体:“有时候我们批评一个作家写的翻译体,因为感觉不接地气,或者感觉跟本土格格不入,就产生了一种距离感,而这个东西在当代电影里也存在。比如法国电影导演布列松的电影中,他一直在追求零度,一种渐离,好像整个电影是用翻译体写的一样。你不能说电影语言跟文学语言一样,但是从感受上、味道上来说,它们有一种一体性,它带有一种物理性的美感。当你把那些我们常用的熟悉的修饰性的中文修辞改变之后,形成一种新的本质——就好像沙子吹走之后露出地板的纹路一样,就是那样一种本质感。”

贾樟柯还分享自己童年经验跟电影的关系——他小时候去妈妈工作的商场找她,因为商场隔壁就是电影院,所以听了很多电影,这种独特的经历甚至影响到他自己成为导演后,也愿意在剪辑室外抽着烟听剪辑好的电影,感受语言的密度与物理的快慢,最主要的则是电影的时间感,那种快慢的关系,用画画来说就是疏密、松紧的关系,这种感受用听反而更准确。

“米兰·昆德拉在中国的弟子”董强:电影与小说有竞争,但更多是互补

文学翻译家董强曾旅居法国十二年,师从米兰·昆德拉研究小说,是米兰·昆德拉在中国的弟子。他翻译了大量艺术史著作和法国现当代诗歌,担任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。作为专业的文学研究者,同时也是资深电影爱好者,董强在谈到电影与文学的关系时认为:“电影跟小说肯定有竞争,但是最终我认为是姐妹一样,两者之间可以互补。小说改编成电影以后像插上翅膀一样,它给我们带来很多衍生的东西,进入一个新的想象空间,这个想象空间给我们带来的满足度或者丰富程度,不亚于小说本身带来的满足度和想象力的丰富性。”

名家名著名译的“网格本”

麦家:我心里最尊敬的地位是给了这些翻译家

关注外国文学的读者,或多或少都知道大名鼎鼎的“网格本”——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第一套系统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。自上世纪5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,整套丛书出版规模约150种,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代表外国文学翻译界和出版界的最高水平,给很多读者,包括作家带去丰盈的文学滋养。因其朴素典雅的网格状封面,被读者冠以“网格本”的爱称。

麦家

网格本系列“外国文学名著丛书”中的多部中译本流传至今,如丰子恺译《源氏物语》、草婴译《当代英雄》、杨绛译《堂吉诃德》、王科一译《傲慢与偏见》、吴劳译《马丁·伊登》等,无不脍炙人口,堪称名家名著名译。但由于时代久远,许多图书在市场上难觅踪影,甚至成为收藏对象,稀缺品种更是一书难求。尤其是有译者签名、限量发行几百册的首版《英国诗选》《德国诗选》《瓦尔登湖》等,在某旧书网上甚至炒到高达8000元乃至逾万元的单本价格。

2019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启新版网格本,邀请外国文学研究界有影响力的翻译家和学者,对丛书进行了一些增补升级,收入了部分过去没有选入以及虽小众但价值突出的优秀作品。新“网格本”系列目前已出版147种,172册,涉及二十余个国家的百余位作家。对于“网格本”,作家麦家特别感谢将这些经典译介到国内的初代翻译大家们:“所以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,我心里最尊敬的地位是给了这些翻译家。我也写过不少向这些翻译家致敬的文章,他们不但把我引向文学,同时也让我知道怎么去尊敬一个人,他们值得我尊敬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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